结语
在本书的开头，我曾经不只一次地提到了杨振宁教授，虽然，对杨教授在传统文化上的许多观点我并不赞同。但，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，作为一位智者令我崇敬不已。
十多年前，师兄刘方送我一本杨教授写的《读书教学四十年》，昨日偶然翻动这本书，看见字里行间密密麻麻的圈点，看见页面空白处的读书心得，心潮起伏，久久难以平静，眼泪不知不觉地流淌出来。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，难以在这里很清晰地向诸位表述出来。但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对一部好书的感激，那就是对古今中外给予过我教诲的智者们的感激。于是我决定将阅读《读书教学四十年》的部分心得抄整如下，作为本书的结语。希望能通过这个形式，表达我的感激之情，亦希望能够借此表达我对所有认真阅读拙作的人的一片至诚的谢意！孔子云：以文会友。衷心地希望这部书能成为一个纽带，将我与诸位朋友连在一起，为让传统文化这颗瑰宝，为让中医这颗瑰宝能更多地让世人了解，而奉献各自的绵薄之力。
1994年8月18日：
杨振宁教授于1971年夏初次访问新中国。8月4日上午参观长城。他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那次访问：“在此行看到的景色中，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长城。长城是令人叹为观止的。它简单而坚强。它优美地蜿蜒上下，缓慢而稳定地随着山峦起伏。有时消失于远处山谷中，那不过是暂时的，终于又坚毅地攀登了下一个高峰。查看它的每一块砖石，我们会体会到在它的复杂的历史中，真不知凝聚了多少人的血和汗。可是只有看到它的整体结构，看到它的力量和气魄以后，我们才会体会到它的真正意义。它是悠长的，它是坚韧的。它有战术上的灵活，有战略上的坚定。它的长远的一统的目的，使它成为自太空接近地球的访客所最先辨认的人类的创作。”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读到过的有关长城的最优美、最实在、最耐人寻味的描述。在读到这段描述前，我一直在寻找能用什么词句才能向世人确切地表达出中医的意义，今天终于找到了，它就是长城！中医是人类文明史中的长城，而只有当我们看到它的整体结构，看到它那富有力量和气魄的完美理论，看到它那不可思议的实际运用，我们才会体会到它的真正意义。
1994年8月24日：
杨振宁教授自1972年起，就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。1972年7月1日周恩来总理于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宴请杨教授。席间，杨教授向总理提出，希望他考虑采取一个多注意基础科学的政策。杨教授的这个建议亦非常适合于我们中医，中医其实更需要有一个多注意基础科学的政策。
中医的基础科学是什么呢？这个基础科学主要就是中医的经典著作。当然，《内经》在这里显得尤其重要。戴原礼是中医史上著名的医家，当有人问到他学医的方法和途径时，他的答复是：熟读《素问》耳！可见在大师们的眼里，基础的东西都是头等重要的。而回顾中医的境况，在高等中医院校里，读《素问》一遍的人已属少见，熟读者更是鲜矣。这样我们怎么来开展对这门学问的研究呢？这真是令人担忧的事情。
1994年9月5日：
兴趣将你引入某门学科，而信念则是决定你在这门学科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。作为中医的学人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信念，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信念。
1994年9月6日：
谈到东西方文化，以及东西方历史，我认为不说说“心境”二字是不行的。心与境自然有它的联系，否则不会放在一起来组词。可是它们又有很根本的区别。就像“东西”二字一样，合而言之，可以指某些个物，分而言之，则有天壤之别了。
“心”是主体的，或者说是主观的意识，而“境”则是指客体的，或者是客观的环境。因而，“心境”合璧就含有对客观世界、客观环境，我们的主体意识所作出的反应。
作了上述的这样一个区别后，我们就可以说，产生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，是将其所有努力的90％以上放在对“境”的改变上，或者作为现代科学的老祖，他们相信“境”对“心”的绝对影响力。而作为东方的智者们，他们却将其所有努力的90％以上放在对“心”的改变上。这就产生了闻名于东方的“修心”法门。一则著名的禅宗公案是：“吃茶去！”悟道前吃茶去，悟道后还是吃茶去，同样是吃茶，作为“境”没有丝毫的改变，而作为“心”则已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修心体验，因而，在智者们的眼里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，对于“心”这个特殊的东西，“境”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。企图花大力气去通过“境”的改变来改造“心”，也许最终都是徒劳。
佛陀在临终时，对他的弟子说：“当自求解脱，且勿求助于他人。”自求解脱是着眼于自身，是在“心”上用功，求助他人是在“境”上费力。我感到，佛陀的教导对我们今天的中医亦是有实义的。这几十年来，中医走的是一条什么路呢？是一条求助于他人的路。由于过多地求助他人，过多地依赖现代科学，从而忽弃了自身这个根本。其结果呢？几十年下来，对中医有信心的、有把握的业内人士越来越少，而中改西业的人却越来越多。向圈外的人问，还都说中医是个宝，而向圈内的人问，却说中医不是个东西。这难道还不能使我们警觉，使我们醒悟吗？中医亦当自求解脱，如果中医的脚跟没有立稳，对中医没有一个透彻的理解，现代科学怎么可能在中医里找到合适的切入之处呢？所以，第一步中医当自强，自强了才有可能找到与现代科学的结合点。
1994年9月8日：
读书的乐趣：
①增长知识，不过这只占很小的比例；
②增强我们在某一领域内的信念，这一点占很大的比例；
③向我们崇拜的思想和人物看齐；
④无形中使我们在境界和气度上接近于那些伟人；
⑤歪打正着地激发出某些灵感，从而获得一系列问题的解决。从这一角度来说，我们并不限于仅仅阅读本专业的书，而是可以更广泛地阅读；
⑥可以毫无顾忌地批评名人，甚至是伟人们的“不是”之处，而往往是在这个批评的过程中，使我们总结了思想，获得了新的认识；
⑦温故而知新。尤其是对经典的阅读更是如此。
1996年9月16日：
左右是一对非常有趣的概念，在它里面同时蕴含着对称与不对称，守恒与非守恒的这样一些十分重要的理念。由于对称性原理，我们由左即可以推及右的存在，由西北即可以推及东南的存在。同样的道理，由阴即可以推及阳的存在，由春夏即可以推及秋冬的存在。在时空上的这样一个完美的对称性，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，以至后来的许多学科的建立都与这一原理相关。可是在这样一个完美的对称性面前，我们还应该知道有一个不对称性的同时存在。为此，《素问》的作者在非常重要的篇章“阴阳应象大论”中告诫我们：“天不足西北，地不满东南。”西北与东南是对称的，可是“天不足西北，地不满东南，”又充满着不对称。
左右对称既是一切对称的基础，也是一切不对称的基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从左右的文字结构中即可以感受到上述的这个深刻内涵。在左右的造字中，左用工，右用口，工口以外的这部分是对称的，而工口却充满着不对称。工口体现了左右的不对称性，工口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工者巧也。所以，凡是音乐、绘画、艺术、一切空间操作及与空间因素相关的形象，都离不开工。那么口呢？口者言也。所以，举凡语言，以及与语言相关的逻辑，都不离口。工口的这个区别，便将左右的差别，左右的不对称性，很生动地体现出来。
大家知道，人的左右与大脑的左右半球是一个完全的交叉关系。故左者实言脑之右，右者实言脑之左。所以，我们言左实际上是在讲右脑的情况，言右实际上是在讲左脑的情况。左右脑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个区别就在工口里。左脑主口，右脑主工！
现代脑科学认为，左右脑的分工有很大的不同，左半球在语言、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等方面起决定作用；右脑在音乐、美术、几何空间和直觉辨认方面占绝对优势。左右脑的分工，是直到20世纪中叶才真正弄清的问题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著名心理学家斯佩里（R.W.Sperry），即由于成功地揭示了大脑两半球功能专门化的崭新图景，建立两半球功能分工的新概念、而荣获了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。而我们从左右的上述造字涵义看，至少在两千多年前，古人已经很清楚地认识了这个问题。
回顾传统文化，有一个很强烈的理念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，那就是它的完美性。像对称与不对称，像阴与阳，像明与暗，像色界与无色界，像有与无等等，这些概念都是同时存在的。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对称中存在着不对称，不对称中存在着对称。正因为不对称才会有对称，亦正因有对称才会有不对称。对称与不对称实际上是一而二，二而一。再如明暗，古人在讲明物质的时候，就已经意识到了暗物质，在意识到或看到一个由明物质组成的世界时，就同时意识到或看到了一个与之相对的由暗物质组成的世界。在对称到不对称，在明物质世界到暗物质世界，这个认识过程它是同时的。没有说在认识对称性，在认识明物质后，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才又认识到了不对称性，才又认识到了暗物质世界。在传统的学问中完全没有这个过程。
而我们回顾现代科学的发展脉络，在杨振宁教授与李政道教授作出宇称不守恒，也就是不对称性原理的发现前，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由宇称守恒，是由对称性原理一统的。而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内，显然就存在不对称性原理的认识真空区和误区。由这样一个一统原理所作出的判断，就必定带有很大的片面性。又如对明暗物质的研究，在过去，科学界一直着眼的仅仅是明物质的这个层面，对于暗物质这个层面却一直蒙在鼓里。直到20世纪末，科学家们似乎才如梦初醒，猛然意识到在明物质之外尚有一个暗物质的存在，尚有一个过去根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亟待我们去认识。而在传统文化的概念里，它有没有一个类似于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，有没有一个类似的真空区和误区呢？它没有！这就是我们之所以称其为完美的根本所在。
从传统文化，从中医的这些概念里面，我们深深地感到，传统中医对人类的贡献，不应仅仅局限在疾病的治疗上。自古以来，对医就有三个评价，谓下医治病，中医治人，上医治国。治病的涵义我们很清楚，治人则关系到人的心理，人的信念，以及人的修养，那么治国呢？治国的涵义应该很广，作为医者，将中医的、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些完美的理念充分地挖掘出来，并经过现代的表述形式，尽可能地呈现于世人面前，呈现于现代科学面前。而如果现代能以一种平实的心态面对传统的这些理念，并尽其所能地取其精华，我想诸如上述的这样一种概念上的漫长的真空区和误区，就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避免。如何地将传统如实地介绍给现代，如何地让传统多层次、全方位的服务于现代，这正是我对中医的一个思考。
《老子》以五千言传世，却能历久弥新，《伤寒论》亦不过万余言。而我把一个思考，絮絮叨叨的言说了三十余万。圣凡之殊，一目了然。如此既占大家的功夫，又费大家的时间，为着个什么来呢？且借一首古诗，道是：赵州庭前柏，香岩岭后松。栽来无别用，只要引清风。
感谢我的家人以及为此书出版而默默奉献的所有亲人和朋友们！特别还要感谢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广西中医学院，长期以来，是学院给予了我各方面的全力支持，由于这些支持，本书的写作以及出版才得以顺利进行。时值于清华访学期间，圆满是书，盖亦得水木清华之灵气也。是为记。
二〇〇二年十月十日午时于南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