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,韩国暴发中东呼吸综合征(MERS),我国发生输入性病例的风险增加。       当人类费力找到一种对付病毒的新药后,聪明的病毒又通过变异,将人类轻易地甩在身后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,人类往往是“慢半拍”。近30年来,全球新发现的传染病有40余种,如SARS、H1N1甲流、H5N1禽流感、H7N9禽流感,人类社会正面临着新旧传染病的双重威胁,与传染病的较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对于新发传染病,人类在预防上没有疫苗可用,在治疗上也没有特效药,西医的“战争模式”似乎遇到新挑战。       那么,用中医的“和平模式”应对新发传染病靠谱吗?西医认为,对付病毒的方法是置病毒于“死地”,最终要了病毒的“命”,而中药并不能杀死病毒,怎么能治病?其实,中医治疗传染病,有点像现代医学防控传染病,即切断传播途径。不管病毒是什么类型,也不管病毒如何变异,中医不是用杀灭病毒的对抗方法,而是用调整体内平衡的调和之法,调整人体内的湿、寒、热,改变人体内环境,切断由“因”到“果”的通道,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。例如,夏天用来治疗腹泻的藿香正气水,在实验中其实是大肠杆菌的良好培养基。而一旦进入人体,它会改变人体内湿热的环境,反而会抑制大肠杆菌的生长。这就是《黄帝内经》所说的:“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。”中医药独特的治疗理念,克服了单纯抗生素治疗的不足和后遗症,凸现了中医药优势和特色。       当然,中医治疗新发传染病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清代著名温病学家薛雪说:“凡大疫之年,多有难识之症,医者绝无把握,方药杂投,夭枉不少。”毕竟,中医典籍上没有记载,中医也没有接触过类似病例,遭受质疑是情理中的事。近年来,中医临床疗效下滑,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医思维西化,不坚持中医的原创思维。1956年,全国暴发乙型脑炎,老中医蒲辅周拟出重用性味辛寒的石膏的处方,在全国推广使用,疫情很快得到控制。1958年全国再度出现乙脑流行,用该方却收效甚微,老指出须重用性味苦燥的苍术。调整处方后,再次取得了神奇的疗效,显示了中医的威力。坚守中医的本色,辨天、辨人、辨病证三者结合起来,方能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。      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,不能因治病机理似乎说不清、道不明,就被弃为糟粕。《传染病防治法》规定,支持和鼓励中医药等传统医学开展传染病防治的科学研究。因此,要从体制机制上保障中医发展,建立中医参与疫情防控的制度化渠道。面对莫斯,中医不应袖手旁观,而应大显身手、大有作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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