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，韩国暴发中东呼吸综合征（MERS），我国发生输入性病例的风险增加。       当人类费力找到一种对付病毒的新药后，聪明的病毒又通过变异，将人类轻易地甩在身后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，人类往往是“慢半拍”。近30年来，全球新发现的传染病有40余种，如SARS、H1N1甲流、H5N1禽流感、H7N9禽流感，人类社会正面临着新旧传染病的双重威胁，与传染病的较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对于新发传染病，人类在预防上没有疫苗可用，在治疗上也没有特效药，西医的“战争模式”似乎遇到新挑战。       那么，用中医的“和平模式”应对新发传染病靠谱吗？西医认为，对付病毒的方法是置病毒于“死地”，最终要了病毒的“命”，而中药并不能杀死病毒，怎么能治病？其实，中医治疗传染病，有点像现代医学防控传染病，即切断传播途径。不管病毒是什么类型，也不管病毒如何变异，中医不是用杀灭病毒的对抗方法，而是用调整体内平衡的调和之法，调整人体内的湿、寒、热，改变人体内环境，切断由“因”到“果”的通道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。例如，夏天用来治疗腹泻的藿香正气水，在实验中其实是大肠杆菌的良好培养基。而一旦进入人体，它会改变人体内湿热的环境，反而会抑制大肠杆菌的生长。这就是《黄帝内经》所说的：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”中医药独特的治疗理念，克服了单纯抗生素治疗的不足和后遗症，凸现了中医药优势和特色。       当然，中医治疗新发传染病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清代著名温病学家薛雪说：“凡大疫之年，多有难识之症，医者绝无把握，方药杂投，夭枉不少。”毕竟，中医典籍上没有记载，中医也没有接触过类似病例，遭受质疑是情理中的事。近年来，中医临床疗效下滑，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医思维西化，不坚持中医的原创思维。1956年，全国暴发乙型脑炎，老中医蒲辅周拟出重用性味辛寒的石膏的处方，在全国推广使用，疫情很快得到控制。1958年全国再度出现乙脑流行，用该方却收效甚微，蒲老指出须重用性味苦燥的苍术。调整处方后，再次取得了神奇的疗效，显示了中医的威力。坚守中医的本色，辨天、辨人、辨病证三者结合起来，方能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。      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，不能因治病机理似乎说不清、道不明，就被弃为糟粕。《传染病防治法》规定，支持和鼓励中医药等传统医学开展传染病防治的科学研究。因此，要从体制机制上保障中医发展，建立中医参与疫情防控的制度化渠道。面对莫斯，中医不应袖手旁观，而应大显身手、大有作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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