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病顺其自然说

　　病人之吉凶祸福，寄之于医，医者之任重，然权不操诸医，而操诸用医之人，何也？人有大病，庸医束手无策，始求救于名医。名医入门诊毕，告以病从何来，当从何去，得那一类药而增剧者何故？得那一类药，除去那一病，而此外未能尽除者何故？病势虽觉稍愈，逾一二日仍作，或逾一二日而更甚于前者，又何故？一一为病家说明，定其如此救误，如此温清攻补，如此按法立方，服药后必见出何证，又见出何证则向愈，预断其愈于何日何时。病能一一信其言而不疑，且架中不藏《本草备要》、《医方集解》、《万病回春》、《本草纲目》、《东医宝鉴》、《冯氏锦囊》、《赤水元珠》、《薛氏医案》、《景岳全书》、《石室秘录》、《辨证奇闻》、《临证指南》之类，又无强不知以为知之亲友，与依阿两可，素称果子药之先生，朱紫不乱。则名医得以尽其所长，伤寒卒病二三日可愈，最迟亦不出十八日之外，风劳臌膈一月可愈，最迟亦不出三月之外，否则病家疑信参半，时医犹可勉强从事，俟其病气衰而自愈。若以名医自命者，断不可肩此重任，反致取怨败名。余因热肠而备尝其苦，凡我同志，可以鉴此前车。今之方技家，恃在口给，见有同我者引之，互相标榜，逊我者亦不却之，临深为高，至于穷《本草经》，读《灵》、《素》，法仲景，其自立为耳所未闻，其治效又目所仅见，遂谦让曰我不能如此之神，亦不如此之偏以取胜也，若辈造此偏”之一字，任令法高一丈，其奈魔高十丈，且谓古书不可以今用，即于多读书处谓其偏，起死证而生之，即以出奇冒险目其偏，以致病家先入为主，广集不偏之医，历试罔效，不得已始延为破釜沉舟之计，究竟终疑其偏，麻、桂、硝、黄，则曰汗下之太过也；姜、附、芩、连，则曰寒热之太峻也；建中、理中、陷胸、十枣，则曰补泻之不留余地也；滋水之地黄，补元之人参，用应多而反少；日食之枣子，至贱之甘草，用应少而非反多。此似是而非之言，更甚于恣肆不伦于理之言，知几者，正可以拂衣而去，乃犹曰病尚可为，不忍恝然而舍之，此虽活人无已之心，而疑事无功，未能活人，且以误人。盖药之所以流行于经络脏腑，内外无有不到者，气为之也，气不自到，心气主之，胆气壮之也。彼既疑我为偏，一见我之用药，又出于意想之外，则心气乱，《内经》云：心者，君主之官也，神明出焉。又云：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是也。不独心气乱，而且胆气亦因之而怯，《内经》云：胆者，中正之官，决断出焉。又云：十二经皆取决于胆是也。药乃草根、树皮及一切金石之钝物，原借人之真气以流行。今心气乱而妄行，胆气怯而不行，如芩、连入口，其寒性随其所想而行，旋而皮毛鼓栗而寒状作矣。姜、附入口，其热性随其所想而行，旋而心烦面赤而热状作矣。凡此之类，不过言其大略，不必淋漓痛切而再言之，其中之所以然者命也，我亦顺其自然而已矣，又何必多事，为凡我同志者，能以余为前车之鉴，则道愈彰而活人愈众。征引一

　　《伤寒论》平脉法第十三节，问曰：脉有灾怪，何谓也？师曰：假令人病脉，得太阳与形证相应，因为作汤，比还送汤如食顷，病人乃大吐下利，腹中痛，师曰：我前来不见此证，今乃变异，是名灾怪。问曰：何缘得此吐利？答曰：或有旧时服药，今乃发作，故为灾怪耳。程郊倩注曰：望问故医家之事，亦须病家毫无隐讳，方能尽医家之长，因复出此条，为病家服药瞒医之戒，灾因自作，而反怪及医，故曰灾怪。然更有怪灾病，不可不知。得仲景法，处仲景方，病家大怪，以示诸医，益摇头吐舌而大怪，乃从其不怪者治之，轻者剧，重者死，而灾及其身，终不解其病为何病，此病近日竟成疫，沿门渐染，仲景却未言及，想仲景时只有灾怪病，尚无怪灾病耳。一噱。

　　按程郊倩谓怪灾病孽，不在庸医之好造谣言，而在病家之贵耳贱目，执俗本之本草，查对名医之处方，执俗本之套语，贬驳名医之治法，以致名医叹息而不与辨，决然而去，岂非灾由自取耶。忆戌辰春，李太守名符清患气短病，余主以桂苓甘术汤，与肾气丸间服，许以半月必效。旋有所闻，惊怪而阻，另延津门陶老医，服葶苈、杏仁、枇杷叶、木通之类二十余剂，肿胀癃闭而逝。候补知县叶名钧偶患咳嗽，微发热，小便不利。余曰：小青龙汤一服可效。渠怪而不服，另延姑苏叶天士之族侄诊之，说水不制火，火气刑金，日以地黄两许、麦冬、阿胶、枇杷叶、贝母之类为佐。二十余日后，与余相遇于北关官廨，自言咳嗽已愈，惟早起气觉短促，余无他病。余察其面部皮里膜外伏青黯之色，环口尤甚，按其脉数而弦芤，重按之散而无神，遂直告之曰，此群阴用事，阳光欲熄之候，宜抛去前药，以白术、附子浓煎，调生姜自然汁半杯，六七服尚可急救。叶公以余言太激而不答，是晚自觉倦怠异常。前医仍用熟地一两、党参五钱、枸杞、麦冬、阿胶各三钱、杜仲、酒芍、当归各二钱、炙甘草一钱服之，次早神昏不语，痰涎如涌。渠胞弟惊告，余曰：前言一线残阳，扶之尚恐不及，况以熟地等助其阴霾之气乎。今阴霾之气上弥天际，痰涎涌盛，状如中风，盖以肝为风木之藏，人当东方生气将脱之顷，往往外呈此象，其实与中气无与也。证与脉弦数散乱，三五不调，余直辞不治，次日未刻果殁。庚午秋七月，前任天津尹丁名攀龙过余旅寓，见其面上皮里黧黑，环唇更甚，卧蚕微肿，鼻上带些青色。余直告之曰：君有水饮之病根，挟肝气而横行无忌，此时急疗可愈，若迟至二十日，病亦发作，恐医日多，方日杂，总不外气血痰郁”四字，定出搔不着痒之套方，即有谈及水饮，缓至以六君、二陈加减，峻治以滚痰、黑锡专行，此敷衍题面，而题理题神则尽错矣。以药试病，试穷而变计，虽卢、扁莫何。丁君心怪言之过激，弗听。至七月下旬病作，中秋后渐重，九月下旬邀诊。余告之曰：向者所陈之弊，今一一蹈之，前说明病发后毋庸用药，非自今推诿，然无中生有之治法，惟《金匮》咳嗽篇用十枣汤云：咳家，其脉弦者，有水，此主之。又云：支饮家，咳满，胸中痛者，不卒死。至一百日及一岁，亦宜用此汤。推病根成于旧岁冬初，未及一岁，且病发只六十余日，尚在百日之内，喻嘉言《医门法律》咳嗽续论篇言之甚详，俟有识有胆者用之，而余则不能。坐中有一老医，立争不可，余姑拟龙、牡、甘、苓行水化气等药而去，遂不复延。嗣余奉委到高阳办理赈务，闻渠延医满座，日以熟地、枇杷叶、炮姜、附子肉桂、人参服之不断，渐至大喘肿胀，吐血大衄，耳目俱出血，小水全无而殁。此皆怪灾病之新案。

　　补曰：修园之论往往过激，又于阴品必加斥骂，亦略有偏，然其痛快淋漓处实切中时弊。